第579章 另寻出路

　　1933年，打一通长途电话可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国民政府交通部虽自 1928 年起推进全国长途电话建设，但津沪直达电路尚未建成。当时北方长途电话以京津线为核心，南方以上海为中心连接江浙、武汉等地，而南北两大区域之间缺乏直接电路。

　　等了约莫一刻钟，天津电话局的电话接通了，但是要等北平电话局转接上海，接线员让等着，有线路了会叫过来。

　　这一等，就是一个多小时。

　　王汉彰靠在床头，闭目养神，脑子里却在飞快地盘算。如果杜月笙能帮忙，最快多久能弄到片子？运费多少？关税怎么算？到了天津能不能顺利进租界？日本人会不会找麻烦？

　　一个个问题像走马灯似的转。他知道，就算杜月笙肯帮忙，这中间也少不了打点、疏通、花钱。可现在，花钱能解决问题，就是天大的幸事。

　　王汉彰这一等，就从午后等到了傍晚。

　　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电话终于响了起来。电话那边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：“王先生，接通了！上海杜公馆！”

　　王汉彰接过听筒，里面传来“滋滋”的电流声，还有遥远的、模糊的人声，像是隔着一层水。

　　“喂？喂？”他提高声音，“是杜公馆吗？我找杜先生，天津王汉彰。”

　　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软糯的上海腔，但断断续续，听不真切：“......阿拉杜先生......勿辣啦......去无锡......白相......”

　　王汉彰心里一沉：“杜先生不在？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　　“......勿晓得呀......讲勿定......侬啥辰光再打来......”

　　电话里杂音越来越大，最后“咔”一声，断了。

　　王汉彰握着听筒，愣了几秒钟，缓缓放下。周森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汉彰，杜先生......”

　　“去无锡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。”王汉彰的声音听不出情绪。

　　周森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房间里一片沉默，只有窗外越来越暗的天光，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。

　　王汉彰盯着那部黑色的电话机，忽然笑了：“找不着杜月笙，那就找别人。上海滩这么大，我就不信，弄两部拷贝还那么费劲！”

　　他抬起头，眼中重新燃起那种熟悉的、不肯服输的光。他再次拨通了电话：“再给我接上海。接明星电影公司，找周剑云周先生。”

　　电话那边的接线员记录了电话号码后，让王汉彰等待线路接通。

　　放下了电话，王汉彰端起那碗凉透的药，皱了皱眉，还是一口气灌了下去。苦，从舌头根一直苦到胃里。他咂咂嘴，从床头柜抽屉里摸出块冰糖含在嘴里，这才压下那股恶心劲儿。

　　窗外完全黑了下来。威灵顿道上亮起了稀稀拉拉的路灯，昏黄的光晕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孤清。对面洋楼的窗户里透出灯光，隐约能听见留声机放戏文的声音，咿咿呀呀的，是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。

　　“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又早东升......”

　　王汉彰听了一会儿，心里那股烦躁又上来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听戏。

　　他掀开毯子，试着下床。躺了这些天，腿脚有些发软，但还能站住。他扶着床沿，慢慢走到窗边，撩起窗帘一角往外看。

　　街上确实冷清。偶尔有辆黄包车跑过，车夫弓着背，跑得气喘吁吁。两个穿长衫的男人匆匆走过，低着头，像在躲避什么。远处，英租界工部局大楼的钟敲了七下，“当当”的声音在夜空中传得很远。

　　王汉彰看着这座他熟悉的城市，忽然觉得有些陌生。天津卫，九河下梢，水陆码头，从来都是热闹的、喧嚣的、活色生香的。可现在，像被抽走了魂儿，只剩下一个空壳子。

　　战争。都是战争闹的。

　　他想起李汉卿那天说的话：“长城那边，战事有变。日本人从海路登陆滦东，抄了后路，冷口丢了，喜峰口、罗文峪也守不住了......”

　　仗打输了。虽然还没正式停火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长城守不住，北平危在旦夕，天津还能有好？

　　可奇怪的是，租界里那些洋人好像并不着急。工部局照常办公，教堂照常做礼拜，俱乐部照常开舞会。他们大概觉得，日本人再怎么凶，也不敢轻易进租界。租界是国中之国，有条约保护，有驻军把守。

　　但王汉彰知道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日本人要是真想进租界，有的是办法。找个借口，制造个事端，或者干脆不找借口——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条约有时候就是一张纸。

　　不知过了多久，办公桌上的那部电话终于再次响起。

　　王汉彰立刻拿起了听筒，这次信号清楚多了，能清晰地听到那边的声音。

　　“喂？是师爷吗？”一个带着上海口音的男声，热情又不失分寸。

　　“周先生！是我，王汉彰！”王汉彰提高声音，“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！”

　　“哪里哪里！师爷您太客气了！您找我有啥事情？”周剑云在那头笑道。

　　王汉彰寒暄了几句，开始步入了正题，“周先生，天津这边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日本的兵锋已经逼近北平，外国轮船公司几乎都停航了，津浦铁路也时断时开，影院里没有新片子放，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啊！”

　　他顿了顿，语气诚恳：“周先生，你是最知道天宝楼情况的。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求到你这儿。你看看上海那边有没门路，帮我搞点新片子啊！最好是美国好莱坞活的大片，要不咱们国产的明星片也行......价钱好商量！”

　　电话那边的周剑云沉默了一会儿，再开口时，语气里透着为难：“师爷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......难啊。”

　　他叹了口气：“长城抗战这一打，不光是天津受影响，我们上海这边的冲击也很大。日本人在上海也有驻军，虽然还没动手，但气氛紧张得很。国外那些轮船公司害怕日本人在上海又搞事情——你知道的，去年一二八事变，闸北打得一塌糊涂——所以大概有四成的远洋轮船都改走香港、广州，不靠上海港了。”

　　“美国运来的片子本来就不多，现在船少了，就更难拿到拷贝。我们明星公司旗下的影院，也有两个多月没有放映美国新片子了。那些当红影片的拷贝，像《侬本多情》《隐形人》这些，都在大光明、国泰这些有洋背景的大影院手里，他们看得紧，轻易不外借。”

　　周剑云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，有些失真，但那份无奈是真切的：“就算我能想办法搞来一两部，这运费、关税、打点费，加起来可不是小数目。而且路上风险大，万一被截了、被扣了、被毁了，钱就打水漂了。师爷，你得有心理准备，可能要花大价钱......还不一定能成。”

　　王汉彰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他握紧听筒，手指关节有些发白：“周先生，大概......得多少钱？”

　　周剑云又沉默了几秒，像是在算账：“一部美国新片的拷贝，正常价是八百到一千五百美元。现在这形势，片商肯定坐地起价，我估计得翻倍，两千美元起步。运费，原来走海路，一个拷贝箱几十美元，现在得找特别渠道，可能得三、五百。”

　　“还有，”周剑云继续道，“就算片子到了上海，怎么运到天津又是个问题。津浦铁路不通畅，海路危险，走陆路更慢更贵。这一路上，但凡有个关卡、有个检查站，都得打点。师爷，一部片子从上海到天津，没有五、六千块大洋，根本下不来。”

　　五、六千块大洋！王汉彰脑子里飞快地算着账，一美元差不多换三块大洋。就按五千美元算，那就是一万五千块大洋。就算片子到了，能放一个月，票房收入能不能收回成本？以现在这上座率，难。

　　“那......国产片呢？”王汉彰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“咱们自己拍的片子，应该好弄些吧？”

　　周剑云苦笑一声：“师爷，说到国产片，情况更复杂。最近拍摄的片子，十部有八部是抗日题材的。《民族生存》《中国海的怒潮》《小玩意》《女性的呐喊》......这些影片在我们上海放映，日本人都来闹过好几次了。宪兵队、特务机关，三天两头到影院‘检查’，找茬，威胁要查封。”

　　“如果拿到天津去放映，”周剑云语气严肃起来，“我估计日本人肯定不会同意。你的天宝楼影院虽然在英租界里面，但日本人在天津的势力，比上海要大得多啊！天津驻屯军、特务机关、浪人团体，哪一个是好惹的？您要是顶得住日本人的压力，我这边倒是能提供几部片子，价钱也便宜。可这风险......”

　　放映抗日电影？王汉彰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放弃。周剑云说的没错，日本在天津的势力庞大，天宝楼一旦播放抗日影片，肯定会遭到日本租界的抗议。到时候，英租界工部局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得罪日本人的。一旦天宝楼影院被查封，想要再开门，没有真金白银打点，恐怕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而且......王汉彰想起竹内上尉送来的慰问卡片，想起石原莞尔那张看似温和实则深不可测的脸。他现在跟日本人的关系微妙，既不能走得太近，也不能公然对抗。放映抗日电影，等于公开打日本人的脸，这步棋太险。

　　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”王汉彰叹了口气，声音里透出疲惫，“难道说真的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”

　　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电流“滋滋”响着，像是时间的流逝。

　　突然，周剑云开口了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犹豫，又像是灵光一现：“师爷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......不知道可行不可行。”

　　pS:明天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加更一章！这个年就算是过完了！汉彰依旧会陪伴大家！朋友们送点礼物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