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简介
我叫阿莲，嫁入李家冲的第一夜，便听见井底传来女人的哭声。婆婆说那是风，丈夫说那是梦，可我知道——那是真的。村中那口老井，六十年来淹死过七个媳妇，人人都说是命不好，个个都说是自己想不开。直到我亲眼看见第八个女人被推进井里，才明白这口井里埋着的不是冤魂，而是这个村子世世代代不敢说出口的秘密。那晚，我决定做一件所有死去的女人都没敢做的事——活着爬出去，然后让这口井，永远闭上嘴。
正文
一
我叫阿莲，今年十九岁，嫁到李家冲已经四十三天了。
你问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从我踏进这扇门的第一个晚上起，我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每个深夜，当月色爬上窗棂，村子里的狗开始断断续续地叫，我就能听见那个声音——从院子东边那口老井里传出来的，呜呜咽咽的，像风，又不像风。
是女人的哭声。
我第一次跟我丈夫李德厚说这事的时候，他正背对着我脱鞋。听完我的话，他的手顿了一下，大概停了那么两三个呼吸的工夫，然后继续脱鞋，头都没回，说：“那是风灌进井口的声音，你头回住这种老宅子，不习惯，过阵子就好了。”
我又跟婆婆说。婆婆当时在灶房里熬猪食，手里的大铁勺在锅里搅啊搅，浑浊的热气糊了她半张脸。她听完，铁勺在锅沿上磕了两下，声音又脆又硬：“井是老井，比你公公的爷爷还老。井水干净得很，你少听那些有的没的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”
她说完看了我一眼。就是那一眼，让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那一眼里头没什么恶意，但也没什么善意，就是那种看东西的眼神——不是看人，是看一件刚买回来的、还不知道好不好用的东西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在我之前，李德厚还娶过一个女人。
这件事没人主动告诉我，是隔壁的春桃嫂说的。春桃嫂住在我家西边，中间隔着一道矮土墙，她经常在墙那边一边剁猪草一边跟我搭话。那天她剁得特别用力，一刀一刀的，像跟那堆红薯藤有仇似的。
“你前面那个，”她说，“叫秀兰。”
我正蹲在墙这边洗衣服，手上的动作没停，但耳朵竖了起来。
“嫁过来多久？”
“不到一年。”春桃嫂的刀顿了一下，“也是个苦命的。”
“她人呢？”我问。
春桃嫂没回答。她开始剁另一把猪草，一刀比一刀重，剁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自己去问你婆婆。”
我没敢问。但我开始留意。
秀兰住过的那间屋子在东厢房，现在堆着些不用的旧家具和粮食缸。我趁婆婆赶集那天偷偷进去看过。屋子不大，靠墙一张老式的拔步床，床栏上雕着些花鸟，漆已经斑驳了。地上有层薄灰，但床板上铺着草席，草席上有个人形的印子，像是有人长期睡在上面的痕迹。我在床板底下摸到一样东西——一个布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小缕头发，用红绳扎着，已经枯黄了。
我把布包原样放回去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。
那晚我又听见了井里的声音。不是哭声，这次是水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翻了个身，沉重地、缓慢地，搅动着深不见底的黑暗。
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李德厚倒是睡得死沉。我看着他平静的侧脸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像那口井一样——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底下的东西却深得很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趁去井边打水的工夫，趴在井沿上往下看。
井很深。深到下面的水只剩一个小小的亮圈，像一只发白的眼睛，从地底下直直地瞪着我。井壁上长满了青苔，滑腻腻的，散发着一股潮湿的、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的气味。我盯着那个亮圈看了很久，忽然觉得那只眼睛眨了一下。
我吓得往后退了两步，水桶都差点掉进去。
“看不得的。”
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，我猛地转身，看见一个老头蹲在井台边的石头上，抽着旱烟。他穿着一件打了无数补丁的黑布褂子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，一双眼睛浑浊发黄，但盯着我的时候，亮得吓人。
他是村子最东头的哑巴公公。其实他不哑，只是不爱说话，大家就叫顺了口。
“什么看不得？”我问。
他嘬了一口烟，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，慢慢悠悠地升上去，散了。
“这口井，”他说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铁皮，“看过井底的女人，都下去了。”
我手里的水桶“咣当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站起身来，佝偻着背，一步一步地走了。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没回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那前面的，下去之前，也在井沿上趴过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。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我要查清楚秀兰到底是怎么死的。
二
查清楚这件事，比我想的要难，也比我想的要容易。
难的是，所有人都像商量好了一样，嘴巴闭得比蚌壳还紧。我问过村里的王婶子，问过李家的二奶奶，问过跟秀兰差不多年纪的小媳妇春梅。每个人听到“秀兰”两个字，脸上的表情都像被人掐了一把似的，然后就是摇头，说不清楚，不知道，没来往。
容易的是，真正想藏的东西，总会有破绽。
那天我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盐，老板娘赵姐算账的时候多找了我两毛钱，我还给她，她愣了一下，忽然拉住我的手，把我拽到柜台后面。
“你是不是在打听秀兰的事？”她压低声音问。
我点了点头。
她朝门口看了一眼，确认没人，才凑过来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：“秀兰不是自己想不开的。”
我的手一紧。
“那是——”
“你别问了。”她打断我，松开我的手，重新站回柜台后面，脸上又挂上了那种做生意时笑嘻嘻的表情，好像刚才那几句话从来没说过。我走出小卖部的时候，听见她在身后叹了口气，很轻，像蚊子哼。
那句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，越扎越深。
不是自己想不开的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别人逼的？还是——别人帮的？
我开始观察我婆婆。
以前我觉得她就是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，每天早起烧火做饭，喂鸡喂猪，有时候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择菜，嘴里念念有词的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。但现在再看她，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注意到的东西。
比如，她每天傍晚都要去井边转一圈。不挑水，不洗东西，就是围着井台走一圈，有时候停下来看看井里，有时候弯腰捡走井沿上的落叶或草棍。动作很自然，像是做了很多年、早已成了习惯的一件事。
比如，她从来不让任何人单独打水。每次我要去打水，她要么跟着去，要么让我等她一起去。我说我自己能行，她就说“你力气小，别掉进去”。一开始我觉得这是关心，现在想想，这关心怎么听怎么不对劲。
还有，她每天晚上睡觉前，都要去东厢房那间空屋子门口站一会儿。不开门，不进去，就那么站着，站三五分钟，然后转身回屋。
有一晚我偷偷跟在她后面，躲在院子里的枣树后面看。月光底下，她佝偻的身影站在东厢房门口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。我听见她在说话，声音太小，听不清内容，但隐约能分辨出几个字眼。
“……别怪我……都是命……你也是个苦的……”
她说完这些，忽然转过头来，直直地看向我藏身的方向。
我的心猛地一缩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
月光下，她的眼睛亮得不像一个老太太的眼睛，亮得发冷，像井底那汪水反射出来的光。
她看了几秒钟，转过身，回屋去了。
我等她屋里的灯灭了，才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屋里。李德厚已经睡着了，鼾声均匀。我躺在黑暗里，睁着眼睛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话。
别怪我。都是命。你也是个苦的。
这些话是对谁说的？是对秀兰说的吗？还是——对井说的？
第三天，我找到了秀兰的娘家人。
秀兰的娘家在三十里外的王家庄，我借口回娘家看爹妈，绕了很远的路找过去。秀兰的娘已经死了，爹瘫在床上，是秀兰的妹子桂花见的我。
桂花听说我是李家冲嫁过去的媳妇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
“我姐的事，我不想说。”
“你姐不是自己想不开的，对不对？”我直接问。
桂花的手开始发抖。她站起来走到门口，往外看了看，又把门关上，闩好，转过身来的时候，眼泪已经下来了。
“我姐是被她婆婆逼死的。”桂花咬着嘴唇，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，“嫁过去以后，天天干活，从早干到晚，吃不饱饭，还动不动就挨打。我姐回娘家哭过好几回，我爹去找李家的人说理，人家说媳妇是他家花钱娶的，怎么管是李家的事。”
“那怎么死的？”
桂花擦了把眼泪，声音忽然低了下去：“她婆婆说她跟村东头的男人不干净，把她的衣服扒了，绑在井台上跪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人就没了。”
“没了？”
“掉井里了。”桂花说到这里，忽然抬起头，直直地看着我，眼睛里的泪光底下，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、让人后背发凉的东西，“可我姐不会水的，她从小就不会水。她跟我说过，她连池塘边都不敢去，看着水就头晕。”
“你是说——”
“我没说什么。”桂花打断我，忽然站起来，走到我跟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姑娘家，“你听我说，你回去，把东西收拾好，找机会走，别管什么彩礼不彩礼，脸面不脸面，命要紧。那个村子，那个井——”
她的手在发抖。
“那个井底下，有人。”
那天晚上我回到李家冲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我推开院门，月光照在青石板的院子里，白惨惨的一片。井台就在院子东边，那块大青石井沿被磨得光滑发亮，月光底下泛着幽幽的光。
我忽然注意到井沿上刻着一些东西。以前从来没仔细看过，这会儿月光正好，斜斜地照上去，那些刻痕就显了出来。我走近两步，蹲下来仔细看。
是字。
不是什么工整的字，像是用什么尖利的东西一笔一划刻上去的，歪歪扭扭，但能认出来。
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，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。
“李门王氏，咸丰三年。”
“李门赵氏，同治七年。”
“李门孙氏，光绪十五年。”
“李门——”
每一个名字前面都刻着“李门”两个字，后面是年份。我数了数，一共七个。最后一个的名字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，但年份还能隐约辨认——那是十一年前。
七个。
六十年来，这口井里死了七个媳妇。
桂花说她姐是第八个。但井沿上只刻到第七个。
第八个的名字，还没来得及刻上去。
我正蹲在那里看着那些字发呆，身后忽然亮起了一盏灯。
“看什么呢？”
是我婆婆的声音。
我慢慢站起来，转过身。她提着一盏油灯站在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，灯昏昏黄黄的，把她的脸照得一半亮一半暗，那双眼睛在暗的那一半里，亮得像两簇鬼火。
“妈，”我说，声音比我自己想的要稳，“井沿上那些字，是谁刻的？”
她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
那笑容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不是因为可怕，而是因为太正常了。就是那种长辈看见晚辈好奇什么新鲜事物的、带着点无奈又带着点慈祥的笑。
“那些啊，”她说，“老辈子的事了。这口井年代久了，村里有个规矩，哪家媳妇不守妇道、不敬公婆、不安分过日子的，就把名字刻在井沿上，警醒后人。”
“那刻了名字的媳妇呢？”
婆婆提着灯走过来，走到井台边，把灯放在石头上。火光跳动，她的影子在身后的墙上一晃一晃的，像一个巨大的人形，张牙舞爪。
“都下去了。”她说。
平平淡淡的三个字，像是在说今天的猪食熬好了、鸡喂过了。
她转过头来看着我，灯影里，我看见她的嘴角微微往上勾了勾。
“阿莲，你是个好孩子，”她说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别想那些有的没的，早点睡。明天还要早起，腌的那缸酸菜该翻了。”
她提着灯走了。院子里重新暗下来，只剩月光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口井，看着井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，看着月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银白。
忽然，井里又传来那个声音。
不是哭声了。
这次，是说话声。
很轻，很轻，像是从很深很深的水底下冒上来的气泡，一个一个地炸开在空气里。
“……走……快走……”
我听清了。
我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凉透了。
那是秀兰的声音。
而我婆婆说，秀兰掉进井里那天，李德厚亲手用长竹竿捞了三天三夜。
什么都没捞到。
三
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做了一件事。
我每天早上照常起来烧火、做饭、喂鸡、挑水、洗衣、翻酸菜、扫院子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不说话的时候不说话。我婆婆看我的眼神从警惕慢慢变回了那种漫不经心的满意——她以为我学乖了，以为那晚的事过去了，以为我跟前面那些女人不一样，是个“识相的”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每天晚上，等她和李德厚都睡熟了之后，我会点着一小截蜡烛，把白天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打听到的，一样一样地记在一张草纸上。
王婶子喝醉了酒说漏嘴，说秀兰挨打那天晚上，整个村子都听见了她的惨叫，但没有一个人出来。
李家的二奶奶说，这口井以前不叫媳妇井，叫功德井，是李家祖先挖的，挖了三年，挖到第三年的时候挖出了水，也挖出了一具白骨。算命的说那白骨是个冤死的外乡女人，只要井不干，她就会一直拉李家的媳妇下去替她。
春梅说，我嫁过来的那天晚上，她看见我婆婆在井台上烧了一沓纸钱，嘴里念着“这个不是你的，你别动她”。
我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记下来，像攒钱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攒。
攒够了，我就走。
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。
那天是八月十五，中秋节。按照村里的规矩，媳妇要早早起来杀鸡、炖肉、蒸糕、烧香，忙到太阳落山才算完。我忙了一整天，腰都快断了，到了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，我婆婆忽然给我倒了一杯酒。
她从来没给我倒过酒。
“阿莲，”她端着杯子，脸上挂着笑，“你嫁过来这些日子，妈都看在眼里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比前面那个强多了。”
她把“前面那个”三个字咬得很轻，像是不经意带过去的，但我知道她不是不经意的。
“来，喝了这杯，算是妈谢谢你。”
我接过杯子，低头看了一眼。酒是黄酒，琥珀色的，闻着有一股淡淡的甜味。但我注意到我婆婆端着杯子的手——她的手很稳，稳得不正常。一个老太太倒了酒，手不该这么稳的。
我笑了笑，端起杯子凑到嘴边。
我没喝。
我把酒含在嘴里，趁她转头跟李德厚说话的工夫，吐在了袖子上。
然后我假装被辣得直咳嗽，用袖子擦嘴，把剩下的酒也擦掉了。
我婆婆看着我把空杯子放下，脸上的笑容深了一些。
“好孩子，”她说，“吃菜，多吃菜。”
那顿饭吃了大概半个时辰。李德厚喝了不少酒，脸涨得通红，话也多了起来。他忽然跟我说起秀兰的事，这让我很意外，因为在此之前，他从来没主动提过。
“秀兰那个女人，”他灌了一口酒，舌头有点大，“不识好歹。我妈对她多好，她不知道感恩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好像谁亏待了她似的。后来还跟村东头的男人勾搭——”
“德厚。”我婆婆忽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李德厚立刻闭嘴了。
饭桌上安静了几秒钟。
“都过去的事了，提它做什么。”婆婆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“吃饭。”
我低着头扒饭，心里却在数着时间。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的眼皮开始发沉。不是自然的那种困，是那种突然涌上来的、像潮水一样把你整个人往下拽的昏沉。
我婆婆在看我。
我用尽最后的清醒，表演了一个被药迷倒的人该有的样子——筷子掉了，头一点一点的，身子往旁边歪。我听见李德厚喊了我一声，我含混地应了一句，然后就闭上了眼睛。
但我没有真的睡过去。
我从小就有一个本事，能憋着气装睡，装得跟真的一样。小时候我爹喝醉了打我，我就是靠这个躲过去的。
我感觉到两只手把我架了起来。一左一右，左边是李德厚，右边是我婆婆。他们的力气比我想的要大得多，尤其是婆婆，那双手铁钳子一样，箍着我的胳膊，指甲几乎掐进了我的肉里。
我被拖出了堂屋，拖过了院子。青石板冰凉，透过衣服渗进我的皮肤里。月光很亮，亮得不像话，我眯着眼缝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地上被拖得很长很长，像一个被拉拽着的、毫无还手之力的布偶。
他们把我拖到了井台边。
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味——潮湿的、腐烂的、从井底翻涌上来的腥气。
“妈，”李德厚的声音有些发抖，“真的要——”
“闭嘴。”婆婆的声音冷得像井水，“你爹当年怎么做的，你就怎么做。你爷爷怎么做的，你爹就怎么做。这个家传了多少代，这口井就传了多少代。你想想前面那七个，哪个不是这样？哪个不是安安生生地就过去了？”
“可是——”
“可是什么？你舍不得？”婆婆的声音忽然尖厉起来，“你忘了秀兰的事了？不听话的媳妇留着做什么？她要是老实本分，谁愿意这样对她？都是命，是她自己命不好，怪不得旁人。”
她说着，推了我一把。
我的后背撞上了井沿的青石，冰凉刺骨。
“来，搭把手。”婆婆说。
我感觉到四只手抓住了我——我的肩膀、我的腰、我的腿。他们的力气太大了，大得不像只有两个人，像是整个李家、整个村子、几百年来所有活过死过的人都在帮着他们，把我往那个黑洞里推。
我睁开了眼睛。
月光底下，我看见我婆婆的脸凑得很近。她的眼睛亮得吓人，嘴唇在不停地动，念念有词。我听清了她在念什么。
“收了你，井就满了。满了就不闹了。满了就好了。”
她念着念着，忽然看见我睁开的眼睛，整个人猛地一僵。
“你——”
我没有给她说完的机会。
我藏在袖子里那把剪刀，是我三天前就准备好的。铁匠铺王师傅打的，刃口磨得飞快，我借口说要裁布做鞋面，花了八文钱买的。
我一把扎进了她的胳膊。
不是要害，我还没打算杀人。但足够让她松手了。
她惨叫一声，往后倒去。李德厚慌了神，手一松，我从井沿上滑了下来，膝盖磕在青石板上，疼得钻心，但我顾不上——我爬起来就跑。
我没往院子外头跑。院门上了闩，我一时半会儿打不开。
我跑进了东厢房，就是秀兰住过的那间屋子，然后拴上了门。
外面传来婆婆的骂声、李德厚的喊声，还有越来越多的脚步声——邻居被惊动了，村子里的人开始往这边聚拢。
我靠在门板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屋子里黑漆漆的，只有从窗纸里透进来的月光，惨白惨白的，照在那张老式拔步床上。
床板底下还藏着那个布包，里面是秀兰的一缕头发。
我忽然明白了秀兰想告诉我什么。
不是让我走。
是让我替她、替前面那六个女人，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
我开始翻箱倒柜。
秀兰的东西大部分被扔掉了，但有些东西藏得太深，没被找到。我在床板底下、墙缝里、房梁上，找到了她用烧过的炭条写在草纸上的字。有些已经被虫蛀了，但大部分还能辨认。
“今天又挨了打。婆婆说我顶嘴，其实我只是说了一句我不饿。”
“德厚看我被打，没有说话。他坐在门槛上抽烟，抽完了一整袋烟，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。”
“我怀孕了。但我不敢说。前面那个怀过孕的媳妇，也被推进井里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。”
“今天我偷听到婆婆跟德厚说话。她说井里的那个不干净的东西要血食，怀孕的女人最好。德厚没有说话。他永远不说话。”
“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会动了。我今天感觉到他在踢我。我不能再待下去了。明天，明天我就走。”
最后一页纸上只有一行字，炭条写得很重，重到纸都被戳破了：
“没走成。他们知道了。”
我跪在那堆纸片中间，浑身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愤怒。
外面的人在砸门。
我把那些纸塞进怀里，站起来，打开了门。
月光底下，院子里站满了人。灯笼火把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如白昼。我婆婆捂着她受伤的胳膊站在最前面，脸色铁青。李德厚站在她身后，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人群里有王婶子、李家的二奶奶、春梅、春桃嫂、哑巴公公，还有赵姐。
赵姐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“大家看看这个，”我从怀里掏出那些纸，高高举过头顶，“这是秀兰写的。她是怎么死的，这口井里还死过谁，都在上面写着。”
院子里一片死寂。
“她说谎！”婆婆尖声叫道，“那是她自己编的！那个贱人——”
“那井沿上的字呢？”我转向她，声音大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，“李门王氏、李门赵氏、李门孙氏，咸丰三年、同治七年、光绪十五年，那七个人，也都是自己编的？”
院子里更静了。静到我能听见火把燃烧时噼里啪啦的声响。
“六十年来死了七个媳妇，都是自己想不开？”我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八个，加上秀兰是八个。九个，加上我今天是第九个。这口井到底要吞掉多少女人才算够？”
没有人回答我。
我婆婆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灰白。她张了张嘴，发出一些含混的音节，但不成句子。她身后的李德厚始终低着头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树，再也没能直起来。
那天晚上，我不知道是谁去报的官。也许是赵姐，也许是春桃嫂，也许是那个一直蹲在井台上抽旱烟的哑巴公公。天亮的时候，来了几个穿制服的陌生人，他们在井沿上拍照，从井底打捞上来了几根骨头，然后用红油漆在井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封”字。
我婆婆被带走的那天，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忽然停下来。
她转过头看着我，那双曾经亮得吓人的眼睛已经完全浑浊了，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该有的样子。
“你不该嫁到李家来。”她说。
“你们不该杀人。”我说。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被两个穿制服的人带走了。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一点一点地变小，最终消失在村口的土路尽头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高兴，不是解气，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悲哀。
为那些死在井里的女人，为那些被这口井困了一辈子的女人，也为这个即将被带走的老太太——她年轻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曾在某个深夜，听见井底传来过哭声？
后来，李家冲的那口井被填上了。
填井那天我回去看了一眼。泥土一筐一筐地倒下去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井底的积水被泥浆搅浑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
从此再也没有人听见井里有哭声。
可我总觉得，那口井还在。
不在院子里，不在村子东头，在每一个把女人当成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的地方，在每一个把沉默当美德、把顺从当本分的家庭里，在每一个受害者被叫做“命不好”的故事里。
那口井还在。
它从来没有被真正填上过。
——阿莲口述，整理于癸卯年冬
本章节完
